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吐蕃统治时期

2017 - 06- 29 18 : 27 :38 来源: 作者: 编辑: 点击:

吐蕃是藏族的前身,很早以前,就居住在青藏高原上。公元六七世纪之交,吐蕃在其杰出领袖松赞干布的领导下,建立了统一而强大的奴隶制国家。从755年到796年,是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统治时期,也是吐蕃王朝有史以来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。

   吐蕃占领河、陇地区之后,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广大新占领区的民族关系。当时,吐蕃人、孙波人属于嫡系部队;吐谷浑人和党项人已被吐蕃收编,但仍有相当独立指挥系统的杂牌军;此外还有被征服的河西地区的汉人。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,汉人是河西地区的主要经济支柱。当吐蕃刚开始进入河西时,奴隶主政权在军事进攻的同时,横加劫掠,到处抢夺,子女玉帛,悉归帐下。当地百姓没有任何政治上的保障,从而造成了当时社会动荡不安。当吐蕃统治者能够有效地控制新占领区之后,一方面以强硬的措施消除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,镇压反抗势力,推行蕃化政策,清查户口,重新造籍;另一方面,重用当地唐朝旧官望族,严禁掳掠汉族百姓。劫掠惯了的吐蕃人,仍以胜利者的姿态对待汉户,就是对编入部落中的汉户,也照旧为所欲为,制造新的混乱。瓜沙大族虽然在当地依然影响很大,但汉人的社会地位低于吐蕃人,甚至低于一些同样被吐蕃征服的少数民族。

   在吐蕃统治初期,民族矛盾尖锐。吐蕃统治者用“置毒靴中”的暗杀手段,处置了抵抗运动的领导人阎朝,但沙州人民没有屈服,反蕃斗争此起彼伏,从未间断。其中较为有名的是玉关驿户起义,汜国忠等人于深夜杀入沙州子城,吐蕃节儿投火自焚。这次起义带有浓郁的反民族压迫的色彩,起义者“遂谋杀蕃官是实”。面对这种情况,吐蕃统治者为了维护长久其统治,不得不改变统治方式,争取新占领区的百隆,积极与当地世家大族合作,采取较为缓和的统治政策。此后,社会才相对稳定。吐蕃统治者还从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上推行蕃化政策,企图借此来消除民族隔阂,进而消除人民的反蕃情绪。吐蕃占领敦煌初期,尚乞心儿便让沙州人民改易穿著、学说蕃语、赭面纹身。《张淮深碑》载:“河洛沸腾,……并南蕃之化,……抚纳降和,远通盟誓,析离财产,自定桑田。赐部落之名,占行军之额。由是行遵辫发,体美织皮,左衽束身,垂肱跪膝。祖宗衔怨含恨,百年未遇高风,屈申无路。”《阴处士修功德记》中也有“熊罴爱子,拆襁褓以文身;鸳鸯夫妻,解鬟钿而辫发”之语。由此可见,吐蕃统治者在敦煌地区以强硬的措施迫使汉人说蕃语、左衽而服、辫发、纹身,甚至从婴儿就开始做起。其目的是想从语言、风俗、传统等民族间的明显差别上消除隔阂,达到长治久安的效果。而且,吐蕃的蕃化政策不仅限于敦煌一地,而是在整个河西地区推行。但这些政策并没有消除汉族人民对吐蕃的痛恨和对大唐的怀念。在刘元鼎出使吐蕃的时候,在龙支城,耋老千人拜而泣,问天子安否,称“顷从军没于此,今子孙未忍忘唐服,朝廷尚念之乎?兵何日来?”沙州汉人虽胡服臣虏,“每岁时祀父祖,衣中国之服,号恸而藏之”。

   为了巩固统治,吐蕃在河陇地区设五个通颊万户部落和一个德论进行管辖;并设立一系列军镇用以镇守。吐蕃占领敦煌后,首先设置了一套完整的职官系统(即节度使——乞利本——节儿——都督、监军——部落使——判官)来统治河西瓜沙地区,由于敦煌地区的居民成份以汉人为主,故吐蕃为了进行有效的统治,在任用吐蕃人官员的同时,还任用汉人为辅助官员。吐蕃统治者正是用了这种双轨制的职官体系,才得以在河西地区维持上百年的统治。敦煌从军镇体制上属瓜州,在吐蕃时期仍称为沙州,但只是一个城,其城主称为“节儿”。吐蕃占领敦煌之后,对敦煌进行了许多变革。790年,吐蕃按其本身的制度,将沙州百姓按职业分成若干个部落,如“丝绵部落”、“行人部落”、“僧尼部落”、“道门亲表部落”。一个部落大致辖原来的一个乡,而其内部的组织情况,与吐蕃本部的部落制相似。部落有部落使,下设将,将有将头。其最基本的单位是千户(部落),千户之下是小千户(即五百户组织),设小千户长一人。小千户之下为百户(将),百户长称“勒曲堪”,最后是十户组织,十户长称“勒堪”。820年前后,增置军事系统的阿骨萨(纥骨萨)、悉董萨(思董萨或丝董萨)部落(上、下部落)。824年,又增置通颊军部落。吐蕃改变了敦煌的军政管辖体制,虽然是为了加强统治,具有重要的军事因素;但从内部组织上看,其经济因素也很重要,即为了征收“突税差科”。因此,“部落——将”制,并非单纯的军事组织机构,乃是集政治、军事、经济三位一体的组织系统,即官府户籍制度。吐蕃统治时期的户口登记是十分详细的,家庭成员的出生、死亡、出家、嫁娶都有详细的记载。吐蕃统治时期,改变了唐代前期实行的均田制,实行突田制。突田制的详细情况我们不得而知,只能从敦煌文书中窥其一斑。突作为土地的计量单位,一突等于十亩。计口授田,大体上是每人一突,即十亩。土地税被称为“突田”,交纳“突田”被称为“纳突”。吐蕃在河西所实行的赋税制度,除保留旧有的奴隶制成份外,主要吸收唐及所占领地区的赋税制度,并设有“税务官”、“税吏”来执行任务。交纳的物品有小麦、青麦、布、油等,按户交纳。突田制下的百姓除了纳突之外,还有差科,即服官府的徭役,包括身役、知更、远使等。但吐蕃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缓慢,虽然继续计口授田,但部落编制不利于组织生产。僧尼的大量增加,减少了劳动人口。地子税和突税的征收,使百姓的负担大增。吐蕃统治者为了防止汉族百姓的反抗,将民间铁器全部收缴,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。唐朝的货币被废除,交易退回了以物易物。

   吐蕃占领敦煌时期,也正处于吐蕃王朝的佛教前弘期,而敦煌又恰是当时的一个佛教中心,因此这里的佛教得到了保护。此外,不少不愿于吐蕃统治者合作的落蕃官员和世家大族中的人物,也投入空门寻求解脱。因此这时的沙州佛教空前繁荣,寺院从吐蕃统治前期的十三所增加到末期的十七所,僧尼从三百一十人增加到数千人,而当时的沙州总人口仅三万余人。在吐蕃统治者的扶持之下,寺院经济空前繁荣,敦煌的寺院和内地一样,有寺户和土地,不受官府管辖,享有种种特权。吐蕃奴隶主还抬高僧侣的地位,甚至让一些高僧直接参与政事。如悟真的师父洪辩,在吐蕃时代就是“知释门都法律兼摄行教授”;张议潮女婿李明振的叔父妙弁,常在吐蕃赞普左右参与政事,兼“临坛供奉”。此时敦煌佛教界名僧倍出,如一直留在敦煌的长安高僧昙旷,传授禅宗的摩诃衍,做了“蕃大德”的法成、悟真等都颇有影响。但在汉地禅宗向吐蕃本土传播的过程中,与印度教派发生了矛盾,由于引发了一场印度僧人与汉地僧人的宗教大辩论。根据王锡所撰《顿悟大乘正理决》的记载,摩诃衍在吐蕃王庭的弟子包括赞普的皇后、几位姨母、三十多位大臣的夫人和许多高僧,其弟子达五千多人。当印度僧人的渐门派与汉僧的顿门派产生矛盾时,印度僧人要求赞普诛杀汉僧,禁止布教,而汉僧摩诃衍则要求召开一次僧诤会。赞普采纳了摩诃衍的要求,但却特意将莲华戒大师从印度请来,以加强印度僧人的力量。另外,在人数上,印度僧人是三十人,汉僧只有三人。此次辩论的结果也有许多说法,但有一点是明显的,印度教派最终取得了在吐蕃本土的统治地位。吐蕃统治一直到唐大中二年(848)张议潮起义,与中原地区相比,敦煌躲过了唐朝的“会昌灭法”,使得敦煌佛教持续发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