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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夏—蒙元时期敦煌

2017 - 06- 29 18 : 28 :20 来源: 作者: 编辑: 点击:

    蒙元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时期,其疆域辽阔,民族众多,文化丰富。1227年,蒙古灭西夏,占领了敦煌。1271年,忽必烈改蒙古国号为元。蒙元时期的敦煌,佛教发展绵绵不绝。敦煌,作为佛教圣地,很久以前就有人在此开凿洞窟。据敦煌遗书P3720号《莫高窟记》载:“秦建元年中,有□□沙门乐亻尊仗锡西游,至此,遥礼其山,见金光□□如千佛之状,遂架空镌岩,大造龛像,……”?此处的“秦”当是指前秦。自从前秦的沙门乐亻尊在敦煌首次建窟后,其后建窟者络绎不绝,到隋唐时期,在敦煌开凿了大量的石窟,以致于这一时期的敦煌石窟有“千佛洞”之称谓。随着时间的流逝,敦煌又经历了归义军政权、沙州回鹘、西夏统治时期。西夏灭亡后,蒙古人统治敦煌,在蒙古人统治敦煌一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,敦煌的石窟总数量有所上升,但相对于其前代,尤其是西夏统治敦煌的二百多年的时间里,西夏虽国小力微,然其修窟数量竟达88个,而蒙元时期的敦煌,不仅开凿修建的石窟数量极少(大多数为重修、重绘洞窟)且供养人题记也相对较少,可见当时敦煌的佛教发展衰微,笔者试分析其原因如下。
    地理位置上,敦煌地处偏僻,蒙古是个地跨亚欧的大帝国,其统治中心在和林与大都。当时的敦煌属于沙州路,“元太祖二十二年,破其城以隶八都大王。至元十四年,复立州。十七年,升为沙州路总管府,瓜州隶焉。沙州去肃州千五百里,内附贫民欲乞粮沙州,必须白之肃州,然后给予,朝廷以其不便,故升沙州为路。”?元朝时期,这一带人口稀少,至元二十八年,元政府徙瓜州居民于肃州,瓜州仅存名字而已。
    1279年,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后,元帝国统一了中国。为加强统治,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交通建设。在陆地上建立驿站,“元朝领土日广,重要事件时有发生,因此了解敌人的活动变得重要起来,而且把货物从西方运到东方,或从远东运到西方,也是必需的。为此,他们在国土上遍设驿站,给每所驿站的费用和供应作好安排,配给驿站一定数量的人和兽,以及食物、饮料等必需品”。?疏浚大运河,开凿通惠河和会通河。“至元二十八年,都水监郭守敬奉诏兴举水利,因建言疏凿通州至大都河……文宗天历三年三月,……直抵大都运粮河”。?从此,丰饶的东南物产通过大运河送达大都。南宋时期对外贸易频繁,海运发达,曾有许多著名的港口,泉州即为其中之一,据说这里每天的船只有上千艘。史载:“元自世祖定江南,凡邻海诸郡与蕃国往还互易舶货者,其货以十分取一,粗者十五分取一,以市舶官主之。其发舶回帆,必著其所至之地,验其所易之物,给以公文,为之期日……至元十四年,立市舶司一于泉州,令忙古□□领之……每岁招集舶商,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。及次年回帆,依例抽解,然后听其货卖。”?元朝时期贸易发达,随着贸易路线的转移和海运的发达,河西走廊的地理位置已变得不再那么重要,敦煌逐渐冷落下来。
    政府采取的宗教政策也是导致敦煌衰落的原因之一。元政府对宗教采取的是儒释道并重政策。早在成吉思汗时,就有训令“切勿偏重任何宗教,对各教之人要待遇平等”,?在河西走廊,元朝统治者除了宣扬儒家思想外,又重视道教,所谓“三教平心”,“以佛治心,以道治身,以儒治世”。据说成吉思汗西征时,全真教道士丘长春曾随军出征,深得成吉思汗的敬重,因此蒙古国初期道教势力大张,甚至于在蒙哥汗统治时期佛道大辩论,最终在忽必烈的支持下,佛教占了上风。而在佛教中又以喇嘛教最受尊崇。虽然敦煌历来是佛教圣地,但在对待佛教徒的政策上,元政府偏重藏传佛教,即所谓“西僧”。世祖忽必烈就曾召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祖八思巴入京,赐玉印,封帝师,掌全国佛教。其后帝师制度在元朝沿袭下来。萨迦派密宗流行全国,也流行河西。马可·波罗游历西北时,见到甘州的佛像,“最大者高有十步,余像较小,有木雕者,有泥塑者,有石刻者,制作皆佳,外傅以金。”他还说:“(敦煌)偶像教徒(指佛教徒)自有其语言。”至正八年 (1348),西宁王速来蛮因崇尚佛教,在莫高窟刻六字真言碑,碑上有汉文、西夏文、梵文、藏文、回鹘文、八思巴文等文字,由此可想见当时的敦煌,各族人民和佛教徒聚居共事的情况。此碑的功德主为速来蛮西宁王及其妃子曲术、太子养阿沙、速丹沙、公主必列怯、驸马桑哥达思。他们在莫高窟重修了皇庆寺,开凿了洞窟。由于密教萨迦派的特殊地位,敦煌的元代洞窟中出现了引人注目的西藏式密教艺术。但相对来说这样的洞窟数量是极少的。
    敦煌的宗教信仰呈现多样化状态,按《重修皇庆寺记》载:在重修皇庆寺时,出资的施主不仅有桑奇同知,智宝法师等,还有一景教徒“费教士”,?可见在当时元朝的宗教开放政策影响下,敦煌当地存在着多种宗教信仰。此费教士出资修皇庆寺的目的既有积累功德,与佛教徒修好,加强交往之意,也不排除借此机会,宣扬景教,吸引信徒的意图。由于成吉思汗的训令,当时的元帝国内,不仅儒释道并存,对基督教、伊斯兰教、犹太教也兼容并蓄,可以想见,当时敦煌也存在这种情况,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敦煌佛教的发展是不利的。
    莫高窟现存9个元代洞窟,但并无一条有建窟纪年,仅第3窟西壁龛外南侧壁画观世音菩萨像前墨书:“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,上报四恩,下资三愿,息□□□□”。龛外北侧墨书:“甘州史小玉笔”。从字迹上看,上述墨书题记与壁画属于同一时期。史小玉来自甘州。据马可·波罗记述,元代的甘州是一个“大城”,城内佛教活动相当活跃,信徒“每月有五日谨守斋戒,不杀生,不食肉,节食甚于他日”。佛教庙宇也很多,“内奉偶像不少,最大者高有十步,余像较小,有木雕者,有泥塑者,有石刻者,制作皆佳,外傅以金。诸像周围有数像极大,其势似向诸像作礼”。?当时甘州佛教造像既如此繁盛,那里的佛画高手史小玉来到莫高窟画出了第三窟就不足为奇了。同时莫高窟第444窟游人题记中也有史小玉的名字,窟内西壁龛内北侧后柱上墨书:“至正十七年正月六日来此记耳,史小玉到此”。?此处可推知,当时敦煌的佛教造像水平落后于甘州,在绘壁画时,远赴甘州请史小玉来作画。
    元代后期,因藏传佛教地位崇高,一些喇嘛恃宠生骄,仗势欺人,在河西地区胡作非为,“泰定二年,西台御史李昌言奏:‘尝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,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,络绎道途,驰骑累百。传舍至不能容,则假馆民舍。因追逐男子,奸污女妇。奉元一路,自正月至七月,往返者百八十五次,用马至八百四十余匹。较之诸王行省之使,十多六七。驿户无所控诉,台察莫得谁何。’”西僧的行为,严重损害了当地人民的利益,使人们对佛教的信仰产生了动摇。给地处河西的敦煌佛教的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。
   结语:蒙元时期的敦煌,地理位置已经变得不再那么重要,更由于政府兼容的宗教政策,它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与前代已不可同日而语,因此其佛教发展相对衰落是必然的。